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打造国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则是推动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及相互关系理论。通过系统性分析可得出，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及其突出障碍。从国民初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合理地发挥促进各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作用，加快促进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协同增长机制的形成。从国民再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新型企业制度以及金融制度，将之作为“拓宽最为广泛的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渠道机制。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落实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在国民初次分配机制和再次分配机制中，均需要政府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式的干预和融合发展途径。

要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本有序扩张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制，就必须重新理解资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制度条件下的本质性特征。通过对资本视角下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几个重点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义，厘清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无序扩张的内在机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倘若社会主义国家迷信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最优制度的说法，从而放弃或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和监管功能、割裂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国家经济治理思想、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企业的垄断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就会陷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精心设计的“新自由主义”陷阱，迫使社会主义产生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在进一步明确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有序扩张的两大核心原则及其衍生出的六个重要原则的基础上，亟需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有序扩张新模式、新机制和新范式的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几个重点突破口。

2005年之后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并且出现了超越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典型现象，表现为金融业“过度”扩张的特征事实。以2005年之后中国相继出台的银行业务和经营范围管制放松政策冲击效应为基础，构造相应的工具变量，可检验出中国各省份地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对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揭示出，中国情景下金融业“过度”扩张对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发现这种抑制效应是通过金融业“过度”扩张对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而形成。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内在动因，既与金融业扩张可以促进地区GDP的快速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偏向于发展金融业的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又与金融业扩张可以带来地区财政收入的激励动机有关；同时，还与金融业扩张可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筹集能力的激励动机相关。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中国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典型事实、判断依据与形成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实证证据，也为检验和判断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当前高负债率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中国工业部门负债率逐步下降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负债率差异性特征这两大典型事实，本文尝试从中国银行异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政策所带来的银行竞争加剧的角度，来研究和揭示银行体系对企业负债率所造成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的经验发现：总体来看，中国情景下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显著倒U型作用效应，表明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没有超过一定门槛的地区中，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产生了促进效应，而在那些银行竞争程度超过一定门槛的地区中，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率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区分所有制类型的角度来看，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负债率造成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特征，主要表现为银行竞争促进了国有企业负债率提升，对民营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倒U型作用效应，对港澳台企业负债率造成的是抑制效应，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后续的机制研究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异地市场进入所导致的银行竞争，是银行体系对企业负债率产生如此复杂影响效应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经验证据为从推进银行体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合理控制和降低中国工业部门的负债率，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